繼續生產:可持續農業的挑戰與在地策略

對很多政府來說，要供養龐大又不斷增長的人口，糧食安全一直是項對農業可持續的重大挑戰。尤其是中國，要靠不到佔全球不到十分一之農地資源，供養地球上超過五分一之人口。Steffanie Scott與其研究團隊追蹤內地主流與另類食物系統多年，分享以城市為單位的思考糧食安全的重要性。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一直以糧食安全和價格穩定為農業政策的綱領，「米袋子」與「菜籃子」就是分別作為省級糧食生產與市級食物供應系統的政策分工。同時，中國的可持續食物系統確實面臨的一些迫切的問題，如⻝物浪費、⻝品安全、農地污染等。Scott探討這種由國家主導的本地化食物系統，以南京為例，當地有相當高的食物自給率，依據2007年數據， 南京本地生產44%主糧、40%的蔬果和30%的家禽等，其中僅以3萬多公頃的菜地就能提供達30%蔬果以及80%葉菜，有賴於市政府對確保優質農地與生產技術的投入。Scott從南京的例子歸納出三個其他城市可參照的方向，一是政府需要加大對糧食安全和農民扶貧的投入，二是以食物主權來平衡企業的利益，三是創造一個對可持續農業的有利環境。同時，中國的可持續食物系統除了強硬的政策介入，Scott亦提出，⺠間社會嘗試通過可持續⻝品生產、⻝品教育和建立生產者消費者網絡來應對這些問題 ，也是十分重要一環。

當內地城市都看緊自家的「菜藍子」，港府卻沒有注意到一個城市食物自給率與相關動能。雖然本土農業復興欠缺長遠的規劃，我們仍能看到本地農夫可持續耕作的新策略，有超過25年有機農業與社區發展經驗的林志光指出，要想像本土農業的可持續性，必需克服兩種香港農業論述：一方面政府官方認為本地農業是十分脆弱的行業，農夫毫無市場競爭力；另一方面，一系列政策改變和對農業支持不足的結果導致公民社會強調本地農業的非經濟價值。「香港農業3.0」研究卻發現，香港的農夫，無論是有機的、常規的，還是其他農業類別的，都在作物選擇、耕作方法和行銷策略上採取了多樣化的策略，因此，他們所具有的韌性（resilience）無法透過官方統計數據顯示。研究更指出，供應鏈上的持份者，包括但不限於種子零售商、社區支持農業（CSA）的參與者、蔬菜配送服務等，與農業部門的關係越來越緊密，原因在於農⺠的熱情友善、 消費者對本地農產品需求的上升、農⺠提升農產品質量的努力以及支持者更有效的行銷策略（例如，農二代併行使用網路與實體的推廣策略）。可惜的是，官方的農業數據難以解釋此類新趨勢中充滿由下而上、合縱連橫的可持續性活力。

推廣可持續性的食物文化，往往涉及各種引人入勝的地方身份故事。透過發掘一段沖繩阿古豬的歷史，Benjamin Schrager和Sayaka Sakuma將可持續性視為一種跨越文化習俗、伴侶物種和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理念。阿古豬最初在十四世紀從中原引進，在上世紀幾經改良，與滿州、英國、台灣品種雜交後，成為沖繩（或琉球）獨有的一種黑豬。當地養殖阿古豬方法獨特，飼豬欄需與農家廁所共建，這樣的共構使人糞成為養分豐富的豬餿（現時卻看作不衛生）。阿古豬曾佔日本國內豬肉消費的重要份額，更曾被譽為日本唯一本土豬種。然而，阿古豬的數量卻不斷減少，除了日本的養殖業工業化，還有二戰後美國佔領下把產量高的瘦肉豬種引入取代之。可幸的是，沖繩自80年代開始組織振興阿古豬，這似乎與從沒間斷的獨立運動不無關係：塑造優質豬肉的過程，例如建立文創品牌，復興小農的養殖技藝，更設立歷史博物館等，似乎也在講述一個被日本社會忽略的本土故事。

最後，對以農立國的社會來說，實踐可持續性所面對的最大挑戰，莫過於勢不可擋的全球性氣候變遷。印尼人類學家Rhino Ariefiansyah指出，農業十分依賴年度的降雨變化，而降雨的不規律性、溫度上升和極端事件的增多，就重創印尼的糧食產量。同時，高度依賴化學農藥及肥料投入的耕作方式，使其農業生態系統更加脆弱、減低其適應力。自2009年以來，西爪哇的農民團體在人類學家和農業氣象學家的協助下，啟動了終身農業氣象學習計劃，農民會學習觀察每日降雨量，以了解環境變化。有趣的是，啟發這個「農民降雨量觀察員」計劃是島上農民使用傳統農曆的習慣，是「農民靠天吃飯」本領所構成的知識生產和累積，並能與時俱進 。如Ariefiansyah所言，推動這種跨學科或界別為本的科研發展，「以已知面對未知」，合力協作找到更好的耕作策略。

第一節的分享聚焦於農業耕作可持續性的複雜程度，可以涉及到歷史、社會、文化、以至氣候的向度。接下來第二節，繼續從亞洲經驗，小型個案出發：藉著重新審視不同地方的小農農耕實踐，從探索各種新型食品環境和經驗中，找尋生機。

在中國內地，開始有年輕人反思城市化的問題，並選擇返回農村做農民，實踐生態友善農業的同時卻也面臨許多挑戰，如家人不支持、資源貧乏、產品滯銷和缺乏農業技能。 廣西大學的雷靜與其參與式農業研究團隊，有豐富支援返鄉青年的經驗。過往地方政府「一村一品」的農民支援計劃，成效不彰，例如鼓勵農民種山楂，原預計可賣人民幣10元一斤，收成後卻只能賣到2元一斤。而參與式農業的支援不一樣，是建基於CSA的經驗和實踐，教導農夫整合在地資源。 年青農民學習生態種植，如土品種和魚鴨稻等方式，有助減低對農藥化肥的使用；技術培圳還包括培養土中微生物來優化糞便堆肥，植種綠肥等。有些有經驗的年輕農民，學會在山野間闢地種植野生獼猴桃，利用桃花樹製作優質桃膠產品，再透過社交媒體出售，雷靜就用這個例子總結這些年輕農民如何植地轉生。

在高度城市化的新加坡很難想像一個農業地景，阮曉曦不僅在這都市叢林試圖經營可持續性的農業模式，也將存在於新加坡中卻不是那麼為人熟知的食蛙文化在此場次中分享新加坡的食蛙文化與可持續性農業之關聯。在畢業後阮曉曦接手父親的裕廊靑蛙農場，此農場所產之青蛙佔新加坡總體消費總量之七成，作為主要生產者與青年企業家，阮做了許多創新，主要與環境保育推廣相關。以農場為基地，靑蛙生產也連帶著環境和⻝品教育與護膚品開發（如雪蛤膏）。阮引進與養殖美國牛蛙，並規劃自然循環的零污染生產模式，相比傳統家禽家畜養殖業，青蛙養殖在環境中排放是可以徹底在自然環境中循環，沒有額外的污染排放，阮在農場中設置環境與食品教育的活動供大眾參觀，除了做公眾教育，同時也推廣青蛙作為替代性肉品的選項，進而減少傳統家禽家畜的消費。

食農教育現已成為推廣環境保育與可持續農業重要一環，農夫市集便是一種試驗，讓我們觀察社區經濟如何能深化生產者與消費者之互助關係。陳孟凱分享台中合樸農學市集發展成為樹合苑創生學苑的多年經驗，他強調參與者在社群經營當中感受到的溫暖、愉悅自在和感動。市集活動多元化，從環保購物、共煮共食，再到農場拜訪、食農DIY課程、農務假期等，把消費者培育成愛好者，甚至是志願者，成為維繫社群的活躍分子。市集開發另類貨幣，加入的農友會先交出二百元台幣的社群貨幣，來促進社群在市集「以物易物」的經濟交換。學苑近年「合作學」課程，除了作為培訓市集有志者，更希望提升自由工作者的「協槓職人」協作技巧，推動有助民主式經濟的合作社發展。在香港，農夫市集雖沒有如台灣或內地的活躍，食農教育者則對使用感官體驗來認識鄉村和農田有所洞見，藉著耕作讓城市人放下對「鄉村」之偏見。台東大學鄭肇褀教授認為，走訪鄉間的體驗可以發展出一種人類學的「行走」方式來感知香港特有的鄉村景觀，當中包括走於連接城鄉空間，看到田後有高樓，聆聽農夫的無助和堅持耕作的活力，思考農耕環境的不同持分者（人和非人角色間的互動）等等 。同場的報告人周思中則以「生活Kids Club」的建立過程，與其舉辦親子活動的觀察，印證「行走」作為一種路徑建立（path making）的過程。小孩子學習種米的勞動過程，不單單落手落腳開闢連接到稻田的水泥路，也是他們親力親為開拓自身在課堂以外的學習技藝，思考城鄉互動的辛勞與樂趣。

如文章開首所說，要討論全球糧⻝體系的（不）可持續性是十分龐大的問題，然而，這個問題是集體交織而成的，總離不開不同地方的作業和回應方式，最終應回到以「地方」 為坐標的本地食系統：包含地域、國家、城市、城鄉、鄉村，甚至是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網絡。因此，無論是從哪個層面切入都是必需的，經驗（不論成功與否）為籽，相關的回顧為養分，便能裨益我們對農業可持續性的討論，這樣的連續關係筆者稱為「繼續生產，植地轉生」。